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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富士康员工步行回乡之前十几天，已经退休的郭台铭现身鸿海科技日，为汽车业务站台。这一天是他的72岁本命年生日，他驾驶一辆鸿海生产的红色Model B轿车登场，并称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彼时意气风发的郭台铭可能没想到，一场危机正悄然接近。
当月底，富士康郑州厂区发生疫情，由于厂方处置能力有限等多重因素，部分员工不得不步行返乡，让这家全球最大代工厂陷入舆论争议。更糟糕的是，富士康的苹果iPhone产能势必受到影响。
公开资料显示，富士康郑州厂区占地560万平方米，相当于784个标准足球场面积，高峰期有35万员工，全球一半的iPhone手机诞生于此，相关收入占据富士康45%营收。
减产的时间节点也放大了对苹果的影响。目前，刚刚发布的iPhone 14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再加上四季度是中美两国的电商销售旺季，苹果的供给缺口有可能继续扩大。
富士康正在努力提高深圳厂的产量，以弥补郑州厂产量的不足，但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受此事影响，11月份的iPhone出货量可能减少多达30%。
有消息称，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前往郑州工厂，“亲自坐镇”了解状况，让当地厂区维持正常生产，并下达“照护员工是首要原则”的指令。
除了iPhone减产以外，汽车代工业务进展也未达预期。
2021年鸿海科技日上，刘扬伟豪言到2025年，富士康代工的电动汽车订单要抢占全球10%的市场份额，而今年这一目标下调至5%。
疫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对当下业务的影响，加上转型不顺，鸿海这艘巨轮正处于关键时刻，外界也开始期待，灵魂人物郭台铭是否会再度出山，重回一线。
在鸿海发展史上，郭台铭曾屡次扮演“救火队长”，并为此多次推迟退休时间。
例如，2008年4月，58岁的郭台铭宣布退居幕后，享受退休生活。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压力下，10月23日，郭台铭又宣布延迟退休，希望在经济不景气下给员工信心。
重新出山的郭台铭坐镇一线，指挥裁员和鸿海帝国的布局大调整。2008年12月底，郭台铭宣布鸿海全球裁员3%到5%，即12000到20000名员工。同时，郭台铭赴美考察市场受到的冲击，并向老客户寻求订单。
这些努力取得成效。2009年全年，富士康国际营收同比下降22.19%，全年净利润3900万美元，同比下降67.77%，但较2009年中期亏损1900万美元扭亏为盈。
财务数据回暖，鸿海暂时摆脱危险，但财报上两个数字显得颇为刺眼。
富士康国际2009年整体产品毛利率下降至5.9%，而2007年为9.2%，2008年为6.9%。此外，员工数量相比2008年增加9.7%，但员工成本却同比减少28%，人均成本更是同比减少了34%，这也为后续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2010年1月23日，19岁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宿舍跳楼身亡。此后四个月，富士康又陆续发生11起类似事件，导致10人身亡、2人受伤。
舆论压力下，5月26日，郭台铭前往深圳面见媒体，表示“我除了致歉还是致歉，除了痛心还是痛心。”但这并没有平息舆论质疑，5月26日晚又发生了第12起跳楼事件。
6月8日股东会上，郭台铭宣布通过三个月考核期后，富士康员工月薪由1200元加至2000元。涨薪66%的决定发出后，舆论场上的负面声音才逐渐平息。
不过，这笔成本郭台铭被转嫁给了苹果。苹果为富士康代工其产品的员工提供直接经济补贴，补贴数额为苹果产品利润的1%~2%。苹果认为，工资低或是该类事件的一个主要诱因。
这一举措符合苹果的利益，一方面富士康是其重要代工厂商，另一方面，香港等地因此爆发了抵制iPhone运动。
这两次危机也间接导致了富士康向内地转移。与台湾相比，内地的用工成本更低，政府为了争取富士康，给出的政策也更加优惠。某种程度上，富士康郑州工厂的诞生也是这两次危机的产物。
郭台铭在走出“十二连跳”的危机后，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公共事务上，并在2019年交棒刘扬伟，由后者推进鸿海向汽车代工等领域转型的计划。
造车和造手机原本距离很远，但在新能源时代，一辆车的零部件数量和制造需求大幅减少，对于三电的要求却显著增加。这让手机代工厂跨界造车有了可行性，比亚迪(行情002594,诊股)已经跑通了这条路，富士康自然也希望凭借丰富的上下游供应链管理经验和电子工程能力、软硬整合能力，在汽车代工领域复刻其在PC、手机等领域的成绩。
刘扬伟2007年进入鸿海，一开始担任郭台铭特别助理。随着郭台铭决定进军半导体事业，刘扬伟的半导体业界经历派上用场，成为离郭台铭最近的鸿海高管。
刘扬伟曾被前东家评价为“是可以面对动态竞争挑战、有执行力的理想人选”，另据熟悉刘扬伟的人士观察，刘扬伟对郭台铭配合度高，几乎百依百顺，这可能也是郭台铭选择刘扬伟接班的一大原因。
但当时鸿海内部也不乏质疑声音。有人认为刘扬伟只是郭台铭的“代理人”，还有人认为刘扬伟资历太浅，没有战功，难以服众。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的交接班中，郭台铭虽然卸任董事长，但仍旧保留董事席位，保留自己的影响力。郭台铭自己也表示，“公司未来的大方向还是会由我来参与指挥，日常运作我会退到第二线。”
在造车方面，郭台铭始终牢牢把握着富士康的方向。
早在2003年，郭台铭曾与知名企业家、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谈论造车。郭台铭建议台塑，如果想进入汽车领域，可以先和日本丰田本田等大厂合作组装开始；王永庆则反问郭台铭“为什么一定要和别人合作？”并认为花钱请最好的设计师，买最好的设备，自己一步步来做，就不用受制于人。
两种策略或许没有孰对孰错之分。王永庆这种缓慢而稳健的造车方式或许能够走通，但代工可能更适合郭台铭的鸿海。
然而，头部车企都在忙着自建工厂，富士康短时间内难以在汽车领域重现“代工皇帝”的辉煌。相比一年前，鸿海预计到2025年，富士康代工电动汽车订单的市场份额目标，从10%降到5%。
屋漏偏逢连夜雨，郭台铭亮相站台后不到半个月，全球最大苹果生产基地郑州富士康受疫情影响导致工人流失，使得工厂陷入供应危机。
在最新的声明中，鸿海集团表示，郑州园区与政府配合防疫，目前状况已在逐步控制之中，集团也会协调其他厂区产能备援，以降低可能的影响。尽管一把手亲自坐镇指挥，富士康面临的供应链问题依旧不小。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錤近日表示，全球10%以上的iPhone产能或将受到影响。
企业陷入危机之际，创始人重出江湖整顿局势早有先例。
今年3月，68岁的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加入董事会并出任代理CEO，重新掌舵这家全球咖啡巨头。消息发布当天，星巴克盘前一度涨8%。
与之类似，鸿海董事会中既有危机处理经验，又有足够威望、镇得住场子的，可能只有郭台铭自己了。
2010年，郭台铭曾表示，要继续掌舵10年，将退休计划延迟到70岁；2018年6月，郭台铭还曾对外表示往后五年都不会考虑退休，因为鸿海正在转型。2019年，郭台铭交棒刘扬伟；如今来看，郭台铭有可能再次出山救场。
此次郑州园区的危机，再度暴露富士康的软肋：利润微薄，作为“顶梁柱”的iPhone代工业务利润率只有个位数。鸿海必须靠规模效应取胜，同时把包括员工在内的成本压缩到极致，而这显然会给企业发展埋雷。
即便富士康只赚“辛苦钱”，苹果仍不愿把鸡蛋放到郭台铭一个人的篮子里。
近年来，其他果链供应商立讯精密(行情002475,诊股)、和硕等厂商订单暴涨。以立讯精密为例，其营收从2017年的228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539亿元。其他代工厂虽然体量上远比不上富士康，但在增速上却遥遥领先。
富士康需要寻找苹果以外的下一个增长点。在交棒之前，郭台铭已经提前做好了鸿海转型的谋篇布局，转型的方向就是汽车代工。
目前看来，这条路并不好走。车企两大顶流特斯拉和比亚迪都在自建工厂，而从富士康已经拿到手的代工订单来看，无论是Lordstown Motors、INDIEV还是Fisker，都尚未跻身主流乘用车市场。
订单本就难找，手机代工领域的老对手比亚迪和立讯精密，也盯上了汽车代工领域，这一赛道目前是“僧多粥少”的局面。
这种局面下，鸿海就更需要郭台铭来“救场”。上次危机中，正是郭台铭亲自下场争取订单，鸿海才能快速走出困境。
鸿海的英文名称是FOXCONN，让人联想到狐狸；鸿海的英文介绍上则有一只西伯利亚虎，象征鸿海的精神。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狐假虎威”的故事。而鸿海也正是站在夏普、索尼、苹果等一只只“虎”背后，不断成长壮大。
对于当下的鸿海，当务之急是在疫情不确定性背景之下，管理好遍布全球的百万数量级的员工，同时在汽车代工领域寻求突破，寻找下一只“虎”。
过去几年里，虽然卸任董事长一职，郭台铭在鸿海仍旧有不小的话语权，鸿海也仍在他的既定路线上前进。不论在战略上还是管理上，郭台铭都拥有丰富的经验，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管理一家百万人的公司，郭台铭仍然是最佳人选。
更重要的是，如郭台铭所说“鸿海是他个人的化身”。即便不出任一把手，只是向科技日一样多露几次面，也能增强股东和员工的信心。而危机之中，最稀缺的便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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