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12月17日出席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22-2023经济年会”活动时表示，总的看，明年经济还会面临许多挑战，但肯定会比今年好，“非常的肯定”。明年的货币政策要坚持“总量要够，结构要准”。明年货币政策的力度不能小于今年，“总量要够”既包括更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也包括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资金价格维持合理弹性、不大起大落。
“结构要准”就是要持续加大对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要继续落实好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好的可以酌情加力，对一些具有明确阶段性要求的政策，要及时评估，可以按时有序退出，也可以根据需要延长，而且让别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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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货币政策力度不能小于今年需要的话还能加力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
刘国强对此表示，近几年，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稳”成为最重要、最具挑战性的目标。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要求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累计实施了7次降准，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0.4%调整为现在的7.8%，共释放长期流动性约5万亿元。2020年到2022年三年累计新增贷款预计超过60万亿元，今年可能会达到21万亿元。2022年前11月，企业平均贷款利率为4.2%，较2019年全年下降了110个基点，处于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点。总量政策的力度是巨大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有力的。
同时，近年来人民银行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超过10个，有力支持了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发展，保住了大量市场主体。刘国强强调，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特殊时期特事特办的必然选择。结构性货币政策虽然政策性较强，但也非常注意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最后一公里”是完全市场化的，包括资金贷给哪些企业、贷多少规模等，都是由银行和市场主体自主协商决定的。
谈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货币政策部署安排的理解，刘国强概括为“总量要够，结构要准”。他表示，总量要够就是货币政策的力度不能小于今年。需要的话，还要进一步加力，除非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超出预期(这也是有可能的)，到时候中央还会适时做出部署。
“总量要够也是可以做到的。”刘国强称，当前我国仍然是少数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之一，货币政策的工具仍然比较充足，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都有空间，流动性管理的手段和经验都比较丰富。“总量要够”既包括更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也包括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资金价格维持合理弹性、不大起大落。
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刘国强也对货币金融政策需要支持的重点领域发表最新看法。他表示，从当前情况看，一些需要进一步支持的领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房地产当前既是重点领域，也是薄弱环节，理应加大金融支持。房地产对居民生活和财产、宏观经济循环和产业链稳定、财政和金融市场的影响都不是别的产业可以比肩的。
“房地产就是支柱产业，支柱不能大幅度摆动，非保持总体稳定不可。”刘国强称，“房住不炒”的定位不能偏离，要以惠民生为落脚点，以稳市场主体为重要抓手，优化金融监管制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在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支持方面，刘国强称，科技创新是高投入行业，也是高风险领域，必须充分发挥各类资本的作用，这是我国实践和科技领先国家实践的基本经验。所以，我们既要规范资本市场，规范资本运作，也要多开一些“绿灯”，不能忘记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质量，不是不发展。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按我的理解，可以口语化的表述为，保持警觉，完善制度。”刘国强称。
具体来说，保持警觉，就是要充分认识到金融是有经营风险的，是全周期的行业，自带风险基因，而且贪婪逐利的人性弱点在金融领域最为明显。同时，经济周期波动、产业结构调整等客观因素也会在金融领域形成风险，并放大风险。而且金融风险又具有隐蔽性、颠覆性，因此，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做到“时时放心不下”。
“近几年，金融风险整体保持收敛，金融乱象得到明显遏制，许多风险机构得到有效处置。但也要看到，旧的风险没有断根，新的风险还在积累，经济下行导致的水落石出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风险、市场异常波动风险、外部冲击等风险都不容忽视，而且这些风险的关联性日益突出。同时，一些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失效，一些机构腐败问题突出，都会带来金融风险。”刘国强称。
完善制度，就是要加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提高风险应对能力。这几年，防控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弥补了许多制度短板，但是捂盖子、富贵险中求的现象目前还不少，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一事一议而不是依靠机制性安排。统筹一事一议进行处置的比例过高，处置责任仍然有待进一步明确，处置的资源仍然需要进一步充实。
刘国强透露，金融稳定法目前已进入人大的立法程序，预计明年有望出台，这将明显提高重大风险防控能力，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发挥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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