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2023恒天家办·恒享荟荣耀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走势研判及展望》的主题演讲,展望2023年的经济发展和宏观形势,帮助投资者厘清迷局,把握财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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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环境将发生系统改变
1959年到1961年,中国曾经历三年自然灾害。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近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下行,但时间也未超过三年。
所谓“大疫不过三年”,经济的下行周期也一样,当经济达到最大的困难值时,就会有比较大的改变。站在当前节点,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中国未来五年的长期发展,投资也一样,都要遵循长期主义。
2022年,中国经济数据不是很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8%,二季度因为中心城市疫情反复,GDP同比增长0.4%,三季度的复工复产促使数据恢复到3.9%,四季度实际增长还不得而知,但国际机构普遍预测中国全年增长仅在3%~3.5%的范围,这个数据略好于2020年的2.2%。
今年的经济困局很大程度上和疫情有关,也和我国对待疫情的严厉防疫政策有关系。大家学数学知道“一阶条件、二阶条件”的概念,针对当下的经济状况,防疫政策是一阶条件,在此基础上的纾困补贴、信贷放松是二阶条件。如果一阶条件不变,二阶条件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优化防疫政策至关重要。
2020年中国的防疫政策非常成功。到了2021年,很多国家开始慢慢放开,中国的策略仍然相对保守,这和中国人的做事风格一样,小步快跑,不断优化,不会大跃进。中国人口规模较大,过往对病毒的研究和认识还不够深入,没有足够的把握选择放开。但保守的选择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我们以消费市场为例,限制人口流动的防控措施,对餐饮、旅游、娱乐等行业造成巨大冲击。疫情严重时,街上大多数店铺关门,进而影响了中国的就业。事实上,中国的就业和发达国家有结构性差别,发达国家60%-70%的人都在大公司工作,但中国90%以上的就业机会是中小微企业提供的。目前我国16-24岁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高达30%,如此高的数字在过去几年是少有的。假设目前这种经济状况再维持一两年,后果将非常严重。
总的来说,综合“大疫不过三年”的时间节点、经济的重要性、国门开放的重要性、科学防疫、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这五点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系统性政策调整的时候。
新一届政府将尽最大努力消除不确定性
今年12月将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为2023年的经济政策定调,明确要在哪些领域发力。明年3月两会期间,新一届政府将发布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会更多地反映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和基调。
大家都在讨论明年中国GDP预设的目标是多少,回顾历史,2018年GDP增长6.7%,2019年增长6%,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突发没设目标,当年实际增长为2.2%,2021年强劲反弹到8.1%,今年年初我国定了一个5.5%的增长目标,但因为疫情反复未必能完成目标。
大多数人认为明年会设4%~4.5%的目标,但我个人认为明年会有6%的目标。6%有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年政策调整到什么样的位置。如果政策比较宽松,无论是消费层面还是投资层面,经济反弹的动能是很大的。
对新一届政府来说,开局之年的主要任务是尽最大努力消除不确定性。
消除不确定性,我认为明年二季度会有一个大概率事件——重新开放国门,解除国际旅行限制,经济恢复的力度会从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消费型服务业开始。
至于过去受政策影响的行业,会不会有新改变?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最近对房地产企业的再贷款、再融资政策已经放松了,部分房地产企业看到了希望。事实上,有些政策不见得会有明面上的改变,但是执行力度会降低,中国过往有很多案例,这对一些行业都会有利好。
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
“十四五”规划从2020年算起已经过了两年,我们依然任务艰巨,前15年的经济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局能否确保整体的经济活力。
我认为,近两年我国对经济活动是有一些反思的,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三大困难:1.需求收缩;2.供给冲击;3.预期转弱。市场经济是有灵性的,所以预期对未来经济发展很重要。对经济的发展而言,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样大家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什么是预期?就是市场主体,包括家庭、投资者、企业家对当下经济的信心。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承认预期在转弱,管理当局应该怎样改善预期?
参考美联储如何管理预期,18个董事每季度都会对宏观经济走势给出自己的预判,美联储把18人的预判做成一个点阵图,向市场发布,美国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比如美国经常发布一个数据叫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告知这个季度就业岗位增加了多少,跟之前的预测有多大的缺口,缺口变大还是变小了,这意味着间接告知了市场主体,美国央行接下来的政策会进行怎样的调整。这些都是可预测的,这就是预期管理。
第二,“十四五”期间,我们应该在整个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上下功夫。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策多变,比如“出海”一度是国家大力支持的,大量企业过去几年在海外有投资布局,后来政策发生巨变,很多企业目前面临债务无法维持、银行也不愿放贷的窘境。
对经济发展而言,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企业家没有信心,就不愿意持续投资,不确定性增大。中财办的韩文秀主任今年曾多次表示,不能密集出台对市场信心恢复有抑制性、约束性影响的政策。
第三,政策要保护私营经济的营商环境,这点非常重要,私营经济提供了中国90%的就业机会,这里包括中小微、个体工商户。
第四,房地产市场要进行结构性松绑,目前的做法解决不了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依然可以实行一定的管控,但大部分地区的供给和需求都不支持继续执行现有政策。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还没结束,房地产市场未来还会有几十年的发展前景。打压的手段并不高明,中国房地产市场要进行实质性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政策设计。
以日本为例,日本房地产市场规制非常精细,比如公寓楼的开发商明确规定阳台不能封、不可以晾衣服,我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一来住进去的房东偏好一致,管理就相对容易。房地产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精细化发展,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
第五,我国货币环境经历了五六年的紧缩,从2016年我国提出去杠杆、供给侧结构改革开始,整个信贷政策是收紧的,未来经济发展则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
中国经济不是没有钱,但现在的利率水平完全抑制了潜在的需求。中国融资规模是GDP的近三倍,有这么多钱,但借钱很困难,借钱成本高。中国的利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相比美欧买房子1个点的利率,中国要付6-7个点的利率,这都是货币政策过紧造成的,必须要回归到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一旦大家借钱的成本下降,消费、投资总需求都会迎来飞跃。
第六,现在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水平,我国生育率只有1.1,一个育龄女性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妻假如生两个孩子,人口总规模可以保持不变,只生一个孩子意味着这代人比上一代人要少一半。因此,必须下决心在政策上解决生育率过低的问题。大家不愿生孩子,根本原因还是成本高。那为什么国家不能负担这个成本?政策要进行改革。
此外,可以对低收入家庭进行消费鼓励政策。现在发达国家都在考虑UBI全民基本收入,什么叫UBI?只要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基本生活开支都由国家负担。未来经济越来越发达,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很多人具备不工作的条件。美国、北欧不少地区都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我相信未来世界有可能走向UBI时代。
提高人均GDP,中国具备哪些优势?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分两步走,到2035年希望基本建成现代化,经济上达到发达国家的中位平均水平收入,然后再用15年时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那么发达国家的中位平均水平收入是多少?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的标准是人均GDP高于12535美元,中国现在接近12000美元,以这个标准来看,我们离达到高收入门槛只差临门一脚。但如果在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里找参照物,可以参考韩国、意大利,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大概是3万美元。这个标准比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高2.5倍。
我们做一个假设,目前到2035年还有13年时间,我们要从1.2万美元达到3万美元的水平,需要平均每年达到5%的增长率,还要保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两年增长至关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两年的增长达不到5%,如何完成13年的中长期目标?更何况,接下来的十几年,中美关系恶化,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14亿人口的规模优势。其中,中产阶级将达8-10亿人。过去20年,跨国公司源源不断到中国生产投资,他们看重的就是中国巨大的市场。
其次,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达800-1000万,60%以上是学工科的。这意味着在供应链中,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现在在二三四线城市出现一个新现象,“专精特新”公司大规模成长,原因有三:一、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二、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完备;三、中国拥有大量人才储备。只要我们把国内市场治理好,确保经济的底层活力,有效保护私营企业的产权,中国巨大的规模优势会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动能,从而支撑中国未来10-20年的经济发展。
对此,我们要做几件事:
第一,无论是政府、家庭、投资者、企业家,大家要对中国的发展潜力有信心。
第二,我们要依靠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凡事都靠政府管,经济是搞不好的,要靠分散的决策体制,让每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
第三,作为一个大国,制度上保障人力资源发挥创新和创造性,生产率持续提升才有保障。如今资本积累规模已经非常大了,接下来最活跃的要素是人力资本,人力不是简单的劳动力,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技术改进和创新是中国最大的优势。
最后,中国各地区发展存在差距,体现了内部生产率的参差不齐,未来结构改革会有巨大红利。未来,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靠内部地区之间持续缩小差距来实现,时间不少于15年-20年。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我们应该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