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在2022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对话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二人就全球经济治理与金融合作开发主题，围绕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等话题展开探讨。
数字化转型是经济机制转变下最好的机会
对话伊始，斯宾塞首先对于“经济机制的转变”进行了解释。
斯宾塞表示，所谓经济机制的转变是指，经济增长将放缓，即将进入新的阶段。简单来说，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供给已经达到顶峰，整个世界都处在刘易斯拐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及合理的生产力增长成为过去式。
“从世界范围看，早期阶段，大多数生产力的提高来自将劳动力资源从低生产力环境转移到生产力较高的环境，但当前，由于劳动力供给已经达到了顶峰，因此全球性的‘刘易斯拐点’已出现，合理的生产力增长难以为继。”斯宾塞表示。
在斯宾塞看来，过去的“需求约束型增长”已转变成“供给约束型增长”，这就是一种“经济机制的转变”。他进一步称，“从根本上说，我认为转变经济增长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提高生产力和如何打破供给面。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的全球经济中，并且具有较少的剩余劳动力和较低的生产力。所以，经济增长将取决于生产力发展。”
至于如何提高生产力以应对新的增长阶段，斯宾塞表示，最好的机会将是数字化转型。同时，朱民提到，政策方面也需要转向更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重组改革以及结构性改革。
人力资本投资支撑创新技术的实施和部署
朱民还提到，当一个经济体从廉价劳动力增长模式转向生产力增长模式时，这是否意味着增长速度会放缓？
在斯宾塞看来，答案显而易见。“平均而言，是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比较乐观的值是3%，而中国仍远高于这一水平。中国的增长率正在趋同于所谓的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增长率。”斯宾塞补充道，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增长数据，它并不是稳定的增长，而是有升有降的。
斯宾塞进一步回答道，目前，世界范围内，生产力下降已成趋势。“我们即将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工具扭转这种趋势。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数字技术一旦被广泛应用，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生产力增长，尽管这仍有待观察。中国经济增长慢下来的部分原因是结构改变了，中国正在迈入生产力较低的行业。”
结合国内经济发展情况，朱民表示，当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廉价劳动力驱动的增长模式几乎不复存在，除非我们能找到其他剩余劳动力来填补空缺，或者提高生产力。
斯宾塞建议道，“中国已经成为多个行业合作创新的主要技术来源，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支撑着这些技术的实施和部署。而且目前有一种急剧增长的全球性创业活动，特别是在数字领域。因此，我认为所有活动的总体影响对生产力增长和众多行业都非常有利，包括当地服务行业。”
朱民补充道，因此，当经济体转向基于生产力的增长时，技术投资非常重要。同时，构建政策框架、创业活动也都非常重要。“营造支持创业的营商环境和创新商业模式，也是重要的支撑生产力增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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