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说 | 百年大变局 中国经济如何应势而变

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应势而变？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界定？金融科技在中国将有何巨大应用？12月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人经济学国际前沿论坛举办，各路学者大咖对绿色发展、创新管理、国际贸易、金融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农业压舱石：

“我国可能在2040年前后跨入农业强国门槛”

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介绍，近期研究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根据实际情况对2035年可能达到的目标值进行了测算，测算的结果表明，到2035年中国可以基本实现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特征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以“农民富”为例，预计到2035年第一产业的农业就业比重将下降10%以内，农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年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万元，农村的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20%以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1.8，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缩小到1.5左右。

但目前，尚存在一些关键指标可能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的短板，主要包括农民收入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跟世界农业强国差距过大、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等。

“根据我们初步测算，按照现有的发展能力和条件，中国应该有可能在2040年前后跨入农业强国的门槛；在2045年左右，只要我们加大自己的力度，不断努力，应该能够建成农业强国。”魏后凯表示。

对于农业强国的建设，魏后凯认为，应该分类来推进。要发挥典型区域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农业强省、农业强市、农业强县；要以现代种业、农机装备制造业、智慧农业为重点来突破重点产业的发展瓶颈；同时，要培育一批高素质的农民，促进经营主体的分工和专业化。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推进农业耕地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始终是底线。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我们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一个战略底线。从长远看，我觉得中国的粮食安全还是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魏后凯认为。

从供给来看，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耕地的非粮化比较严重，2015年以来连续四年种粮的净利润是负的。耕地非农化屡禁不止，也影响了农民种粮、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同时，粮食的生产在向少数主产区集中，这也会对未来粮食的供应、粮食的安全产生潜在的风险；从需求来看，粮食需求总量还会进一步增加。随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不断升级，这样的话就容易产生结构性矛盾。

金融加速器：

“金融科技发展助力机构服务中小企业”

农村金融创新也是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大途径，尤其是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观点认为，未来全球金融增长点在于金融科技，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焦点也在金融科技。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

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驱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的业务模式、新的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在金融科技发展的背景之下，金融领域在近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巨大应用，同时从金融业的现实变革入手提出了金融科技对金融学理论的创新，阐述了中国金融科技在行业、企业的发展情况，并对金融科技的规划、政策框架和监管措施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于金融科技带来的变革，何德旭认为，首先体现在市场约束方面。由于移动互联或者金融科技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极大缓释。相比于传统金融，金融科技在信息处理、风险评估、资金供求、支付、供求方、产品、运行成本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银行业的演化路径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此外，在金融科技的支撑之下，介入高度个性化、专业化但空间巨大的市场变为可能。

“单个市场利润空间很小，但是整体的市场很大，金融机构以往一般是不太介入的。在金融科技发展的背景之下，可以通过降低单体的成本，增加整体的收益。比如金融机构服务于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体现。现在有条件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就是因为在成本和收益方面跟过去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何德旭谈到，金融科技的发展使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其中包括边际成本的递减、技术的外溢、金融运行模式流程重置、金融要素配置革新、金融市场的拓展和跨界。

不过，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也需要利用新的技术来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有效防范新背景下的新金融风险，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处理好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引导新的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正确和有效的使用。

同时，何德旭也认为，“在金融科技发展的背景之下，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传染路径、市场主体的金融行为、金融业务特征、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改变，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监管思维、监管政策、监管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所以我们亟须探索在新的形势之下新的金融监管理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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