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突破75万，明显的疫情拐点仍未出现。但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最近的一个月内已经有超过22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许多州纷纷出现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隔离措施延长，呼吁复工。
当地时间4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拿出了一份颇受争议的分阶段“开放美国”建议后，得克萨斯州和佛蒙特州宣布将于4月20日开放部分行业。
除此之外，美国严重的失业潮也再度使人想起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曾在4月10日给出建议：希望美国政府采用减税措施鼓励美国企业回迁，这一建议加剧了人们对产业链迁离中国的担忧。
对此，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罗振兴在4月20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难以否认近年来中美关系有恶化的趋势，这将大概率导致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有更多的考虑，比如这次疫情就可能加速美国在医药产业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与此同时，罗振兴还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链的转移最终还需要依赖企业的自主性。“中国制造的优势仍在，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大环境下，产业链在中国将会是有进有出的，不应盯着产业链迁出不放，也要看到新产业链布局将进入中国。”
分阶段开放建议引争议
此次特朗普的“开放美国”建议确实代表了许多美国人的意愿。
据CNN报道，抗议者们聚集在数个州的首府，反对政府为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而逼迫他们隔离在家无法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隔离措施的抗议跨越了党派的分歧，包括共和党州长和民主党州长领导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明尼苏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犹他州在最近几天都出现了抗议活动，
抗议者们聚集在肯塔基州政府门前大喊“开放肯塔基!”，和“你不是国王，我们不会亲吻你的戒指”。(图源：路透社)
虽然表面上似乎顺应了民意，但白宫发布这份仅仅只有几页的“开放美国”指导建议似乎更像是一次安慰人心的表态，而非实操性更强的计划。
根据该建议，在第一阶段，学校将仍处于关闭状态，但大型场馆(如电影院、餐厅、运动场和礼拜场所)可以遵照“严格的物理疏离建议”(人与人之间相隔6公尺)来开放。
而第二阶段则适用于逐步放开隔离措施后“无疫情反弹迹象”的州和地区，该指南建议，在这一阶段可以适当恢复旅行和学校复课，医院也可以不再推迟非必要的手术。
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复工政策才将不再受隔离措施的限制。
特朗普在4月16日发布此建议时估计，将有29个州很快重新开放。
据CNBC报道，包括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内的几个州政府已经表示，他们打算在5月1日或更早的时候放开部分隔离措施。
但对此，作为参与制定该建议的白宫新冠疫情协调专员伯克斯仍然强调，疫情防控的“新常态”将继续存在。
美国每日新增病例人数。(图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统计网站)
“分阶段开放的建议主要是因为美国各州的疫情严重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不同，比如华盛顿州和加州都已经达到了疫情拐点，而其他的一些州还未到拐点。”罗振兴说。
此外，该建议还是引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尤其是来自于多个州的州政府。
纽约州州长库莫在4月19日的每日疫情简报会上说对该建议评论道，“总统已经说了15次'这取决于州长’，而他们提出的建议对各州做出决定毫无参考价值。”
对此，罗振兴表示，虽然特朗普此前在开放问题上与部分州产生了分歧，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分配，“具体的开放措施一般还是会交由地方决策，这也正是此次分阶段开放仅仅是‘建议’而非‘命令’的原因。”
与此同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也表示，更多的新冠病毒检测是开放隔离措施的关键，并批评特朗普的建议缺乏细节。
伴随失业潮，产业链回迁的可能性升高
特朗普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想要美国复工，除了安抚市场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由于疫情隔导致超过2000万人的失业问题影响巨大。
由于疫情本身难以预测，美国完全复工的时间还未看到确切的曙光，同时，失业救济和对本土企业的补助也只是缓兵之计。因此，将在国外的美国企业回迁从而挽救失业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高。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就已经出现重构的趋势，而中美贸易摩擦和此次的疫情都加速了这种趋势。”罗振兴对时代财经说。
虽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仍是产业链转移的决策主体，但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据2019年质量控制和供应链研究机构QIMA的一份调查显示，离开中国的美国企业中，有80%是为了避免征收关税而迁出的。
因此，白宫的政策对于产业链回迁的影响是很大的。
罗振兴指出，在2019年8月23日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实施反制时，特朗普就曾发过一条命令美国在华企业回迁的推特，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当时库德洛曾出面“灭火”。
“而这次4月10日库德洛的讲话被媒体断章取义了，”罗振兴强调，库德洛接受采访时透露出的信息实际上有两点，一是美国政府内部还没有形成正式的相关政策，二是除了税收优惠之外，美国政府可能还有其他手段吸引美企回迁。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美国疫情爆发的过程中，许多州的医疗系统都面临崩溃，每个人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医疗用品和药品的短缺。因此，罗振兴认为，美国很有可能就此回迁医药产业这类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最近一次与医药产业相关的议案是由参议员坎顿在2020年3月19日提出的，其中要求美国卫生部纪录并保留所有在美国销售药物的详细成分供应链清单，并限制联邦资金对中国药物的采购。
该议案计划，到2022年，联邦资金采购的药品中，将来自中国的活性药物成分的产品份额降低至60%。到2023年，则完全不购买含有中国生产有效成分(API)的药品。
由参议员坎顿在2020年3月19日提出的S.3537议案。(图源：美国国会官网)
虽然该议案还尚未得到国会通过，但不难想象，这将对中国境内的医药产业造成重大打击。
对此，罗振兴表示，虽然美国政府还可以动用国防生产法暂时加快相关医药企业的生产，但促进相关企业回迁，降低对中国依赖的构想在美国也已讨论已久。“我认为，大概率今年美国国会就会通过相关的法案。但医药产业链即使迁出中国了，它迁回美国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中国制造仍然不可替代
事实上，在美国国内，过于依赖中国医药产业的担忧一直存在，这也成为了近年来美国医药企业将产业链迁移至印度、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原因之一。
《谎言的瓶子：仿制药繁荣的内幕》的作者埃班表示，占美国药品供应90%的仿制药是在美国监督不足的情况下生产的，药品标签上并不会注明API的原产国。
另一本书《中国处方：美国医药对中国依赖的风险》的作者吉布森亦指出：“中国的目标是成为全球药房，如果中国将制造药品的核心成分的出口大门关闭，那么几个月之内，我们的药店货架就会变得光秃秃的，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也将停止运转。”
但值得注意是，美国国内对于医药产业的“中国依赖论”仍有争议。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曾在2019年10月30日的国会听证会上公布了一份报告，其结论是美国在医药上并没有严重依赖中国。
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上，FDA认为，国家药品供应安全性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对国外生产API的依赖程度，国内生产设施的弹性，以及为美国市场生产产品的国外设施的可靠性。
在依赖程度上，据纽约时报报道，FDA药品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伍德科克在证词中援引FDA的统计表示，截至2019年8月，供应美国市场的API制造工厂中有28%在美国，13%在中国，18%在印度。
此外，FDA还核查了应对生物、化学、流感和辐射威胁的医学对策药物(MCM)清单，结果显示，中国仅在应对生物威胁方面的制药设施比美国多。
但对此，有议员在听证会上提出质疑，认为FDA并没有统计有关海外制造药品的准确数量，而只是统计了制造药品的设施数量，并且印度的药品原材料也大多是由中国提供。
在美国国内生产设施的弹性上，由于其医药产业已拥有长达数十年的产业链全球布局，因此美国本土的生产设施弹性有限，这也在近日特朗普与3M工厂的争论中得到印证。
在国外API生产设施的可靠性上，虽然2018年8月FDA发出警告，称四川友好制药有限公司、台州信友药化有限公司的产品曾被检测出质量不合格的成分。但在2019年QIMA的一份报告中显示，虽然约25%的中国制造商仍未达到质量检验报告中的标准，但中国制造的质量正在提高。
另一方面，自2019年初以来，QIMA指出，产自南亚的产品质量甚至恶化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检查不合格率分别超过33%和37%。
对此，罗振兴指出，产业链的调整主要依靠企业的自主性，他们更看重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弹性，这三点上中国都具有吸引力。
此外，由于药品作为商品的特殊性，生产商必须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节约成本，而中国制造在成本上的优势仍将长期存在。
不仅仅是中国的电力、煤炭和水费等成本较低，其完整的供应链也使得原材料运输和交易成本降低。
更重要的，当地政府补贴、相对宽松的环境法规和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这些都使得中国制造的吸引力难以撼动。
据彭博社报道，尽管美国外交学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在医药依赖问题上坚持认为美国严重依赖中国，但他仍然强调，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想减少这种依赖几乎不可能的。
无独有偶，《华尔街日报》资深财经记者拉波扎虽然在2019年7月26日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了建议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文章，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国家没有技术和能力来替代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
关键词： 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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